“129号席锦麟，199号雷飞鹏，252号高荣生，269号李忠……都是上吊死的。”
　　70年，写在“生死簿”上的那98个名字一直烙在他心里，抹不去。
　　日前，49级临床专业校友、现居广州的凤仪萍教授在得知第一个“国家公祭日”即将到来，从千里之外寄来一沓厚厚的材料：一册《北海道角田矿“共荣寮”遇难同胞人名簿》复印件，一批1990年4月刊登他凭吊难胞新闻的日本报纸，日文《第十九层地狱生死记录册》、《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70年前，他被日本兵抓去煤矿做劳工，死里逃生回国后发奋考上大学，并成为泌尿外科专家，80岁才放下手术刀，至今仍然去医院上门诊。
　　记者赴广州采访了这位84岁的老校友，他满头白发、神态慈祥、身板硬朗，听说母校来人，特意穿上西装。
　　但每当口述那段沉甸甸的经历时，常常悲愤难抑，泪水盈眶……

    “那是地狱般的煤矿”
　　1944年，凤仪萍14岁，那时他的名字还叫凤永刚。8月的一天，刚上初二的他从上海浦东南汇县周浦东北的横沔镇的家中出发，去复旦大学找一位老师。一路上关卡重重，他的良民证和钱在伪军搜身检查时被洗劫一空。在上海外白渡桥附近，他本想着冒险从日租界抄近路穿过去，却遇上了日本兵，端着三八枪的日本兵把没了良民证的他抓到上海虹口的一个集中营。“这一拨300人，老的有60多岁，最小的就是我。”
　　“父母还不知道呢。”十多天后，300人被日军押上一艘运输船。
　　回忆至此，凤仪萍禁不住泪流满面。“再回到家已是一年多后了，因为想念我这个不知去向、生死未卜的小儿子，妈妈瘦得只剩下40多斤，病倒在床，意识不清。我回家后不到两礼拜，妈妈就过世了。而直至她去世，都不知道我失踪的原因。”
　　被送往日本的船上，300人挤在黑压压的舱底，在海上颠簸一个月后，船在日本的门司港口靠了岸。“上岸后我们又被押上火车，经青森过津轻海峡到北海道的函馆，再转火车到北海道夕张县栗山町的角田煤矿，下井挖煤。”
　　每天清早4点多起床吃点早饭，然后在狭窄的坑道中打眼、放炮，晚上11点日本工头来检查，合格后才能爬出矿井回到工棚。他们还要扛木材进去支撑坑道，“经常前一晚刚支好，第二天一看一半都塌了。矿井下事故太多。”由于没有排风设备，坑道中的空气污秽不堪，充满煤尘。“回国十几年，咳嗽时咯出的还是黑色带煤粉的痰。那时，我在大学学医，自己都害怕。”
　　“在日本工头的监督下，我们要拼命挖煤、装车、推车，动作稍慢一点就会立即招来毒打。每次下矿井，都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爬出来。有个词叫度日如年，那时候，我们觉得每个小时都像熬过了一年。”
　　被强掳的中国劳工住的工棚叫“共荣寮”，“我们用日语发音的谐音称之为‘苦难寮’”。棚里50个人一间，屋里虽有两个煤炉，可即便在零下40度的寒冬也从来不烧，天冷得受不了，工友们挤在一起，用毛毯把自己卷起来。北海道的10月开始就进入冬季，下雪天气温常在零下30-40度，下矿井时大家不得不把纸片、草和破布扎进单薄的破衣服里，走起路来哗哗直响。日复一日在矿井上爬，石头嵌进肉里，皮肤磨烂无药可医，只能看着它刚结痂，又磨破。每天的食物是胡萝卜、土豆和几粒数得清的米。“干又脏又累的活不给洗澡。”日本工头给劳工们还一一标上编号，凤仪萍是41号。
　　共荣寮的寮长是原关东军受伤军曹，叫小田岛骁勇，他和他手下的监工，个个凶残。193号侯林生带伤下井，却惨遭监工毒打，“钉锤朝向侯林生雨点般敲打，先几下敲碎头灯，矿灯帽被打落，钉锤尖头敲开头顶骨，顿时脑浆迸射，鲜血直淌，侯林生没办法反抗，倒趴在大坑道内。那一天是1945年3月28日。”
　　一天，中村工头突然抓住凤仪萍，污蔑他偷便当，险些用小斧头砍下他的左手中指。“鲜血直流，手指骨断了，只剩下块皮连接着，差点被切除。”没过几天，就又被逼着下矿井采煤,一只耳朵也近乎被打聋。
　　“大家曾用罢工反抗，日本工头就用绳子把我们绑起来牵到矿井里，还给我们断粮。”由于饥饿、寒冷、劳累、惊吓和毒打，4名劳工先后上吊自杀，几十名病死、饿死，“当时劳工中最常见的病是急性肺炎、结核、肠炎、气管炎、营养失调、风湿病、皮肤病等。”
　　凤仪萍曾和其他4名工友往北海道深山里逃，不幸被抓回，冰天雪地里，“被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失去知觉”，工友王正海被活活打死。
　　“苦难，绝望。”在日复一日的受虐中，他渐渐支持不住。“盼望回家的日子遥遥无期，我也想到了自杀。”已经把头伸进绳套里了，幸而被工友及时救下，难胞们都小声来劝他：“同胞们之中就你最小，你一定要活下去，要把我们的苦难告诉祖国人民！”

    “放不下生死簿上98颗心”
    难胞中有两位小学教书先生，70号费铎和71号山耀良，二人还是新四军抗日战斗员，在执行任务时被抓。“他们悄悄用小本子记录下先后死亡的难胞姓名。”小本子100毫米宽、150毫米长，有40页厚，藏在工棚里的一个木板的夹缝中。“两位老师叮嘱我，假如有一天能回国，一定要把小本子带给祖国人民。”不久后，这两位先生也惨死在因组织罢工而招致的毒打和瓦斯爆炸引起的坑道塌方中。其中，费铎在遭受虐打后悬空吊在布告栏边长达七天，“杀鸡儆猴”，活活在雪地中冻死、饿死。“他们什么都没留下，只有工工整整的字迹还在小本子上。”
　　凤仪萍接下了两位先生未完成的工作，偷偷地记录一位又一位惨死者。到1945年10月回国时，这个小本子上已经记录了98位死难同胞的姓名、死因和劳工号码。“最可惜的是，我们偷偷记下的几本日记本都被发现收走了！”
　　1945年9月15日，他们接到通知，不用下煤矿，在工棚里等着。上午9点，大家被叫到一个小广场上集合。一辆吉普车上下来一个美国兵问大伙儿：“你们不知道日本已经投降了吗？”
　　“我们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一天啊！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我们，你看我，我看你，一起跪在地上抱头痛哭。”
　　1945年10月上旬，凤仪萍离开北海道，几天后，坐上曾经押解他们到日本的民用商船“名优丸号”回国返乡。1945年11月3日，船到上海吴淞口岸，当在地平线上见到祖国的国土时，同胞们再一次跪下了，失声痛哭。
　　和凤仪萍同批被掳去做劳工的300人，不到一年时间，被打死、饿死、病死、逼死了三分之一，再也没能重返祖国。
　　“最让我放不下的，就是小本子上那98颗心呐！”

    “凤凰来仪，萍水漂浮”
　　回家后不久，母亲去世，凤仪萍满心疮痍，大病一场。
　　“那年春节，我心里太悲痛，想去跳河自杀。突然又想到那么多已经死在地狱里的同胞，他们从本就吃不饱的口粮中让给我饭吃、鼓励我坚持下去，我活过来了，不能死。”
　　1946年2月，在父亲的鼓励下凤仪萍又一次走进上海周浦中学。“重返教室，我已经不会写字了，拿起笔来就发抖，晚上常做噩梦。为了早日从噩梦中醒来，我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读书上。”
　　每天早上，凤仪萍3点多就起床，站在路灯下读书，下课后直到晚上11点多也还在路灯下。“班主任见到这个情景问我原委，我一言难尽，只好大哭一场。
　　因为日军侵略时期实行“三光政策”，凤仪萍父亲开的木材公司倒闭了，无力负担他的学费，1949年，凤仪萍只好从读了一个学期的高中肄业，直接参加当年的高考，考上江苏医学院（现南京医科大学）。
　　“祖国解放了，我也考上了大学，我给自己改名为‘凤仪萍’，‘凤凰来仪，萍水漂浮’。”

    “牢记历史，不忘过去”
　　回国后，凤仪萍一直珍藏着那本“生死簿”，“那可是日本鬼子的罪证，有我98位死难同胞啊！”却不料，这又一次让他蒙难。
　　1968年，“文化大革命”来了，凤仪萍将名册贴身装着，然而，灾难还是突如其来。“造反派”找到他训斥：“你去日本干什么的？日本人派给你什么任务？”凤仪萍的心酸、委屈无处可说：“我是被迫害的劳工，不是特务啊！”
　　重重两个耳光，他被打掉一颗牙，满嘴冒血，耳朵嗡嗡直响，只好交出那本小册子，“证明我不是特务！”即便如此，他还是被审查将近半年，直到后来找到证人，才算解套。
　　小册子被造反派收走了，从那时起，凤仪萍夜不能寐，食不甘味，终日焦虑。“我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夫人先后到农村巡回医疗、赴坦桑尼亚援非，凤仪萍除了战战兢兢地工作，还要在家照顾未成年的两个孩子。
　　直到“文革”结束，小册子才被要回来，“不幸的是，第1、2页已经撕毁”。几年前，凤仪萍将这本珍藏了60余年的小册子捐给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希望能够警醒更多的世人：“牢记历史，不忘过去”。

    “凭吊，是我的责任”
　　如今，84岁的凤老仍居住在近30年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分给他的那套“高知房”里，装修、家具完全还都是当年的样子，房间的木门有些破败不堪。70年来，记录他曾在日本受屈辱的书籍材料、他曾在医学界发表的论文，厚厚一沓，整整齐齐叠放在他椅子旁边随手可取的地方。
　　他常说，“伤心事，莫提起”，却始终未曾放下那群没能和他一起回到祖国的工友们。
　　这些年，凤仪萍先后接受了央视《面对面》栏目、凤凰卫视、作家方军等的访问，拿着当年冒死保存下来的“生死簿”，一遍又一遍口述那段苦难的时期。
　　曾经，有个学生听了他的讲述后，说：“教授，那是您个人的事情，跟我们没关系。”“这是国难，怎么是我个人的事？”他要忠告这样的年轻人。
　　1990年，他随江苏红十字会赴日，向日本民众和媒体披露劳工历史，被日方各大媒体广泛报道；2006年8月，当年角田煤矿老板小野贞藏的孙子富樫利一写信邀约他回到当年的矿场，在长满野草的矿口留影取证；2006年9月，他随方元律师事务所组织的“百人律师团”和26位劳工幸存者到日本东京呐喊抗议当年日军暴行；2008年4月，日中友好协会邀请他参加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纪念会，作专场演讲；2009年8月，凤仪萍带着“生死簿”只身前往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索赔，为难胞们讨要公道，“遗憾，他们的回答是那家煤矿公司1956年已经倒闭了”。
　　“角田煤矿幸存劳工，现在走的走，病的病，就我算好手好脚。只要还能动，我还会再去凭吊遇难同胞，这是我的责任。他们没有机会见到家人，见到今天的祖国，我要去告诉他们，祖国强大了，我现在很幸福，好比从地狱到了天堂，安息吧！”




采访后记：
　　得知记者要赴广州采访，凤老早早就独自出发，为我们探清从机场到他家中的路线以及宾馆住宿等；走时，他给我们买好地铁票，坚持送到机场，直至我们走进安检的通道口，才庄重脱帽，向我们鞠躬道别。
　　这些年，他遭遇了沉重的家庭变故，唯一的儿子英年早逝，夫人也离世10余年，他说：“经历过地狱般的苦难，其它都算不得苦了！”凤仪萍抛却一切个人的烦恼，始终在坚持为历史真相作证，原本应当安享晚年的年纪，仍在四处奔走呼号，并致力于用自己的专业技术服务社会、造福患者。
　　他不停地谢谢我们，千里迢迢去采写他的人生，然而老人一整天长长的叙述，又岂是几千文字所能表达完整？要说感激的应该是我们，因为一个耄耋之年的学长，仍在用最坚定的声音呼吁世人牢记历史，仍在用最坚毅的步伐去凭吊那些未能归来的同胞。